据了解，国家早在2001年，就开始倡导和推动科技资源共享一事，出发点绝对“高大上”：共享社会资源，减少浪费。一时间上面喊，下面应，十几年来，声势浩荡，一浪高过一浪，可“到如今、点点滴滴。这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?”愁缘何处？仪器共享乃成天下共识，可真正实现共享，却只是望梅止渴，遥遥无期。

用江苏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的负责人徐琴平的话说，大学在仪器共享上“做得非常不好”。而恰恰是江苏省，在全国开展科学仪器共享行动中被称为楷模，榜样尚且如此，其他省份做得如何，大家一想便知。

红头文件，从中央到地方一个个往下发，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一批批地向下转，铺天盖地，几年下来，已是“祖国山河一片红”了。可大专院校的实验室里，在寂静的一角，科学仪器们大多都沉沉地睡着。“看到这些仪器闲置着，觉得很痛心”周剑峰，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如是说，他为此跑了三年，接触到了许多高校，但最后成功合作的只有一家。

“如果实现共享，企业就不必投大笔资金去买设备，高校作为仪器持有方也能有所收益，仪器也不至于被闲置浪费。”周剑峰说。即使与这家唯一成功合作的高校，前途也依然未卜，因为校企两方虽然合作成立了公司，但在环保局或质量技术监督局却拿不到认证资质，这就极大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和相关业务的开展，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市场效益。

“我们最初的想法是”周剑峰说“可以通过托管经营的合作方式，把高校仪器全部‘包’给我们，我们支付一定的费用并获得独立经营权。或用半托管的方式，即一部分团队是原有机组单位的，如研究人员等，另一部分是企业团队，如销售和市场人员，大家共同经营。”

无奈之中，周剑峰只能默默等待，他在等一个有实际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出台，然而等来等去，红头文件一个个下来了，却依旧是些空头支票，无济于事。　

“高校缺乏积极性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考虑。”徐琴平说，“共享不是干部绩效考核的内容，仪器能为学校科研服务就够了，他不要求去提高仪器的利用率。”“事业单位改革之后，高校收支两条线，高校收到的钱跟个人不挂钩，科研仪器共享对个人的项目评审、收益等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，可能只是添了麻烦。”徐琴平说。

其实共享本身也需要成本，仪器共享以后会加快损耗，但国务院和地方出台的文件只是允许非营利收费，可实际上共享需要额外增加劳动强度和时间，而且仪器由于共享会需要更多的维护费用。

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董诚表示“如果仪器的产权问题、利益分配问题、知识产权问题、商业形式问题、保密问题等没有明确规定，仪器单位和个人就永远不可能有积极性。”他建议，除了法律要细化外，还要在规定参考价格的情况下允许营利性收费，允许这部分收费在相关人员内合理分配。同时，还要把共享的责任落实到具体负责人，成为考核指标之一。

其实不难看出，科学仪器共享背后的问题，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的表现，即政府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、法律，但普遍流于表面，根本无法有效地贯彻和执行下去，有所谓“政令不出中南海”之说，原因就在于监督的力度严重不足。在公权约束力相对完整的国家，社会监督之所以比较完备，得益于监督的独立性与权威性，这种属性或者说权力是法律赋予它的，神圣不可侵犯的。

政令必须符合法律，否则无效，合法政令即如法律，须奉行不怠。而我国的政令常常有悖法律，且时时朝令夕改，反复无常，中央地方又难以统一，让人无所适从，这是重要弊端。

所以，一个国家制定出好的法律和政策不难，难的是有效地监督和落实，古语说：听其言，观其行。就是说对一个人，你要在听他说什么的同时，去观察他是不是也在做什么，否则言行不一，此人品性自然有问题，对于国家亦然。（高屹／文）